2025年7月，一份名为《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Americas AI Action Plan）的重磅文件浮出水面，由总统科技事务助理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J. Kratsios)、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特别顾问大卫·萨克斯(David O. Sacks)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马可·卢比奥(Marco A. Rubio)共同署名。该计划开宗明义，将人工智能（AI）的发展定位为一场关乎国家安全和未来繁荣的全球竞赛，其重要性堪比“太空竞赛”。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并维持无可置疑、无可挑战的全球技术主导地位”，并为美国人民开启一个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文艺复兴”于一体的“新的黄金时代”。本计划将中国明确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其对抗与限制策略并非单一维度的遏制，而是通过地缘政治、技术封锁和内部防御构建的，一套立体化、多层次的组合拳。

　　这份行动计划不仅是技术发展的路线图，三牛用户注册更是一份深刻体现特定执政理念的政策宣言。其核心指导原则和重大政策转向贯穿全文，预示着若得以实施，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科技、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计划明确指出，必须“拆除不必要的监管壁垒”，因为“繁重的法规”会“扼杀”这一“最有前途的技术”。为此，计划要求废除前届政府的行政命令，并全面审查和修改阻碍AI发展的法规。

　　计划强调，AI系统必须“摆脱意识形态偏见”，追求“客观真理”，而非“社会工程议程”。相关政策要求联邦政府采购的AI模型必须客观中立，并要求修订NIST的AI风险管理框架，从中“删除对错误信息、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及气候变化的引用”。

　　计划将“美国劳动者”置于AI政策的核心，承诺AI将通过补充而非取代其工作来改善生活。AI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相关产业发展将为美国人创造大量“高薪工作岗位”。

　　计划强调，必须防止先进技术被“恶意行为者滥用或窃取”，并通过建立“持久的全球联盟”，将美国的技术栈确立为“全球AI的黄金标准”。

　　此支柱的目标是确保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还要在“创造性和变革性地应用这些系统方面引领世界”。为此，计划提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政策变革。

　　计划的首要行动是废除拜登政府关于AI的第14110号行政命令，并由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牵头，识别并废除所有“不必要地阻碍AI开发或部署的”联邦法规、规则和指导文件。

　　联邦机构在分配AI相关酌情资金时，需“考虑一个州的AI监管环境”。如果州的法规过于“繁重”，可能会“限制拨款”，以此施压地方政府放松监管。

　　计划将“开源和开放权重”模型视为具有“地缘战略价值”的关键资产。为解决初创公司和学术界计算能力不足的难题，计划提出了一项创新举措，通过政府与产业界合作，加速发展一个健康的“计算能力金融市场”，如现货和远期市场。

　　计划指出，高质量数据已成为“国家战略资产”，美国必须在创建“世界上最大、最高质量的、可用于人工智能的科学数据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一项具体建议是探索创建“针对联邦土地上生命的全基因组测序计划”，为生物基础模型提供数据。

　　计划要求，必须“积极地在武装部队中采用AI”以维持军事优势，并授权所有工作能从中受益的联邦雇员“都能接触到前沿语言模型并接受适当培训”。

　　计划认为，“美国实现AI主导地位的道路取决于”建设“远超今日水平的”能源和数据基础设施。为此，计划秉持“建设，宝贝，建设！”(“Build, Baby, Build!”)的激进理念，旨在扫清一切障碍。

　　为给数据中心、半导体工厂和能源设施的建设扫清障碍，计划要求根据《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为数据中心相关项目设立新的“分类排除”，以豁免繁琐的环境评估。通过简化或减少《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法规下的管制，来“加快环境许可”，将联邦土地直接用于数据中心和配套发电设施的建设。

　　计划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电网增强战略。关键措施包括：“防止关键发电机组的过早退役”，以稳定当前电网；优先并网“可靠、可调度的电源”，并积极拥抱“增强型地热、核裂变和核聚变”等前沿能源。

　　计划要求对“CHIPS项目办公室”进行改革，使其专注于为纳税人带来“强劲的投资回报”，并“取消所有对CHIPS资助的半导体制造项目的无关政策要求”。这暗示将剥离当前法案中附加的多元化、劳工或环保等条款。

　　为处理政府“最敏感的数据”，计划要求国防部和情报界牵头，为军事用途的AI数据中心制定“新的技术标准”，以抵御“最坚定、最有能力的民族国家行为者的攻击”。

　　此支柱的目标是将美国的AI影响力扩展至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时精准打击并遏制对手。

　　计划提议，由商务部牵头，建立一个旨在向盟友和伙伴“出口其完整的人工智能技术栈——硬件、模型、软件、应用和标准”的计划。这标志着美国将系统性地捆绑其技术优势，以巩固地缘政治联盟。

　　计划明确指出，要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机构中，“积极倡导……反映美国价值观并对抗威权主义影响”的AI治理方法，并直接点名要“对抗中国公司试图塑造面部识别和监视标准的”影响力。

　　为确保对对手的“技术封锁”，计划提出多项强化措施，包括芯片位置验证，探索利用“先进AI计算芯片上新的和现有的位置验证功能”，以确保芯片“不在受关注的国家”；堵住制造设备漏洞，制定对“半导体制造子系统”的出口管制，因为当前仅管制主要系统而存在漏洞。

　　若盟友不遵循美国的管制措施或进行“补位”（backfill），美国应动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和次级关税”等工具来实现全球保护措施的统一。

　　计划要求，由政府机构与开发者合作，专门评估前沿AI系统在“化学、生物、放射性、核或爆炸物（CBRNE）武器”开发方面的风险。同时，在生物安全领域，计划要求所有接受联邦资金的机构必须使用具备“健全核酸序列筛选和客户验证程序”的合成工具，并为此建立“强制执行机制”。

　　总而言之，《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是一份雄心勃勃且充满进攻性的战略文件。它描绘了一幅以“美国优先”为核心，通过放松国内管制、重塑能源与基建、主导全球技术生态和精准遏制对手，最终赢得全球AI竞赛的未来图景。其提出的多项具体政策，如计算能力金融市场、芯片位置验证和强制盟友对齐等，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颠覆性，预示着一个更加激烈和分化的全球科技竞争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这份计划的内部逻辑充满了矛盾，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环境制约）认识不足。其在管制与自由、开源与封锁、发展与环保、单边与多边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上述提及的其他困惑与隐忧使其在实际推行中将面临重重阻碍，最终的成效充满了不确定性。

　　该计划的实施效果将高度依赖于其在国内能否有效推行大规模的去监管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国际上能否成功构建一个紧密的技术同盟。这份文件清晰地表明，本届美国政府意图通过一套组合拳，在AI这一决定未来的战略制高点上，确保其绝对和持久的领导地位。